锡兰佛教记史文献及中文佛教文献

所呈现的锡兰早期佛教发展面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古正美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
第八期（2003.07）
页229-262

©2003　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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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锡兰记史文献所载的锡兰早期佛教发展历史及佛教史的发展状况，一直是学者认为尚具争议性的问题。本文企图从锡兰及中文佛教文献的角度去瞭解锡兰记史文献中所载的两件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此二事件为：（1）阿育王子初传佛教的真实性及（2）佛教部派发展的真实状况。

 

关键词：锡兰、佛教、部派、历史、文献、佛教治国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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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目前有关锡兰佛教的报导，都说锡兰是一处小乘佛教(the Theravāda or the  Hīnayāna)的国家。譬如，锡兰著名的学者Anuradha Seneviratna 在谈论锡兰两大教派，即代表小乘佛教的大寺派（the Mahāvihāra）及代表大乘佛教的无畏山寺派(the Abhayagiri Vihāra)，在锡兰扮演的角色时即说：

 

大寺是正统小乘佛教（the orthodox Theravādins）的总部，於西元前249年由天爱帝须王（King Devānampiya Tissa）所创立。西元前89年无畏山寺也随着成立，是非正统派大乘佛教徒（the heterodox Mahā yānists）的中心。[1]

 

锡兰学者基本上都持如Anuradha Seneviratna对大乘佛教的看法，认为大乘佛教是「非正统派佛教」，即使有学者认为大乘佛教也有在锡兰发展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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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然这些学者都认为，锡兰的小乘佛教还是以主导者的姿态在锡兰发展。譬如，Kanai Lal Hazra 就如此记述小乘佛教及大乘佛教在锡兰的发展状况：

 

大寺，小乘佛教的中心及正统佛教的堡垒，在锡兰佛教史上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大寺与无畏山寺派(建于Vattagāmani-Abhaya , 29-17 BC统治时代)僧 人及其他派別的斗争，形成锡兰佛教发展的主要课题。锡兰的帝王不是大寺派的支持者，就是无畏山寺派的支持者。虽然锡兰的史料及其他的文献常提到反对长老佛 教派的新派在历史上出现，而帝王偶尔也有支持无畏山寺的活动，甚至国家与大寺僧人有宗教上的争纷，大寺及其传统总是在锡兰宗教史上保持最显著及重要的地 位。[2]

 

锡兰学者对大乘佛教的看法如此，对法显，甚至玄奘所记载的锡兰佛教发展事迹便常采取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撰文排斥。

法显於西元399年离开中国去印度求法，於五世纪初期到达当时的师子国，并在彼土居留两年(411-413)。[3]法显所到的师子国都城，就是锡兰历史上的第一个都城Anurādhapura 。[4]当时的帝王是谁，法显没有记载，但法显却提到师子国当时最重要的佛教活动，如供养佛齿的活动，都以大乘的无畏山寺为中心。当时的师子国人相信，「(佛)却后(般涅槃后)十日，佛齿当出至无畏山精舍，国内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严饰巷陌，办众华香供养之具。」 [5]当时的佛齿庆祝活动，前后共九十日，《高僧法显传》对此有一些描写：

 

佛齿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十日，王庄校大象，使一辩说人著王衣服骑象上击鼓唱言：菩萨从三阿僧祇劫作行不惜身命，以国城妻子及挑眼与人，割肉贸鸽、截头布施、投身饿虎，不悋髓脑，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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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苦行，为众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五年说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令不度者度，众生缘尽乃般泥洹。……如是唱已，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拏，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彩画庄校，状若生人，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6]

 

当时锡兰的帝王不仅要在佛齿的庆典中说法，同时「於城内供养（僧）五六千人」。[7]锡兰的帝王为何要如此努力发展佛教，传播佛法，并供养如此多的僧人？这当然与锡兰自佛教传入彼土之后锡兰帝王用佛教作为教化宗教或治国意识形态（the political ideology）的活动有极密切的关系。法显当日所见的锡兰佛教发展情形，都以无畏山寺为中心，说明当时的锡兰国王不仅支持无畏山寺派，并以无畏山寺派所信仰的大乘佛教作为其治国意识形态的信仰内容。由此，五世纪初期的锡兰，很明显的是一处以大乘佛教为主导的佛教国家。

法显在师子国住两年，完全没有提到锡兰有「正统佛教派」或「主流佛教」之事，也没有提到其佛教的始传可以追溯至阿育王(King AŚoka)子摩哂陀长老 (Thera Mahinda)来锡兰传教的事；即使在提到「大寺」的场合，即《传》中所言的「摩诃毘可罗」，只载：「摩诃毘可罗，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门戒行清洁，国人咸疑是罗汉，临终之时王来省视，依法集僧而问：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实答言：是罗汉。既终，王即按经律以罗汉法葬之。」[8]由此可知，五世纪初期纵然大寺派之名已出现在中国文献，但其并不是锡兰当时的主流教派，法显所见的锡兰佛教发展情况，乃是以大乘无畏山寺派为发展中心的佛教发展状况。

由于锡兰学者向来都强调大寺派佛教的重要性，因此常以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去看待法显的记载。譬如，Kanai Lal Hazra 就说：

 

中国僧人於五世纪初期来到锡兰的时代，是Buddhadāsa统治锡兰的时期，他住在无畏山寺，并提到无畏山寺住有五千僧人，而大寺只住有3000僧人。法显的记载说明当时无畏山寺是主流学派。但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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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寺不是当时流行部派的说法，乃非常可疑。因为就差不多在此时，就是大名王(Mahānāma，409-431)统治的时代，伟大的论疏家觉音(Buddhaghosa)因听到大寺之名及学术活动，来到了Anurā dhapura ，住在大寺，并将僧伽罗语(Sinhalese)的经典、论疏译成巴利文(Pāli)。[9]

 

此处所言的「中国僧人」，乃指法显。Kanai Lal Hazra之所以怀疑法显记载的正确性，乃因其和许多锡兰学者一样，都以「正统派」僧人所撰的巴利文记史文献，如《大史》(the Mahāvamsa)、《岛史》(the Dīpavamsa)及《善见律毘婆沙》等文献，作为其等瞭解锡兰佛教发展的根本依据，因此对于与其文献不同记载的中国文献或北传佛教文献，都以排斥的态度看待之。譬如，Ananda W. P. Guruge 在谈论各种阿育王文献的可靠性场合就说：「最不可靠的是中国旅行僧如法显及玄奘的记载，因为这些记载基本上都是他们在旅途中的道听途说。」[10]

锡 兰「正统派」佛教学者如此维护其佛教记史文献，对一个民族而言，完全无可厚非，特別是，这些文献都是其等的历史文化产物。但，由于锡兰这些佛教记史文献还 涉及记载锡兰及佛教史的发展状况，如阿育王时代的佛教发展状况及部派佛教发展状况等，并广为学者用来说明佛教在历史上发展的情况，我们自然有重新探讨这些 文献的必要性，尤其是这些文献都出自「正统派」僧人之手，有偏向一面，甚至泯灭历史真相的可能。

许多西方学者因为注意到锡兰记史文献为锡兰「正统派」僧人於四、五世纪之后才撰写的著作，[11]因此非常怀疑这些文献的可靠性。[12]西方学者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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