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兰佛教史及中文佛教文献呈现锡兰早期佛教发展面貌(二)

二、锡兰的佛教王统与佛教初传说

 

(一)、锡兰记史文献所载的锡兰佛教王统及佛教初传说

许多巴利文记史文献都说,阿育王子摩哂陀是锡兰佛教初传的功臣,由于他的到来,天爱帝须王(King Devānampiyatissa, c. 246BC)因之成立佛教王统,并开始以阿育王所奠立的佛教治世法治理锡兰。换言之,阿育王子摩哂陀不仅是在锡兰传播佛教的第一人,也是传来阿育王所奠立的佛教教化传统的第一人。《大史》在十一章载:

 

在末伽始罗月新月升起的那天,楞伽王已经举行过灌顶礼。那些效忠国王的大臣们,乐于为国王谋利益,他们遵循达摩阿育(Dharmāśoka)的付嘱,又为他举行了一次灌顶礼。他是乐于为楞伽国谋利益及幸福的。就在吠舍佉月的满月日,其名字含有「天爱」之意的国王,为了给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举行了灌顶仪式,在楞伽岛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28]

 

此处所言的「为楞伽国谋利益及幸福」,指的就是用佛教治国,在「楞伽国」建立地上佛国的意思。这样的说法就是《阿育王传》所言的「广能安稳饶益世间」。[29]达摩阿育(Dharmāśoka)是阿育王做转轮王,以佛教治国之后的名字。《阿育王传》说:阿育王将做「转轮王,王四分之一(天下)

 


[27]  参见拙作,《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台北:允晨文化,1993)。

[28]  韩廷杰译,《大史》上册,第十一章,页88

[29]  见下引《阿育王传》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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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法王,广分舍利而起八万四千宝塔。」[30]同经又说:「造塔已竟,一切人民号为正法阿恕伽王。广能安稳饶益世间,遍於国界而起塔庙。善得滋长,恶名消灭,天下皆称为正法王。」[31]上面两段《阿育王传》经文提到,阿育王在造塔,以佛教治国做转轮王后,便有「正法阿恕伽王」或「正法王」之称。此处所言的「正法阿恕伽」,就是锡兰文献所言的「达摩阿育」。因为「正法」的梵文字就是「dharma」或音译为「达摩」。阿育王的名字也音译为「阿恕伽」,故《阿育王传》称阿育王为「阿恕伽」。

「灌顶仪式」,就是帝王登位的仪式。天爱帝须为了要学阿育王以佛教治国,做佛教转轮王, 因此再用佛教「灌顶」的仪式登上转轮王位。大乘经典《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称以佛教治国的转轮王为「灌顶剎利」的原因,[32]就是转轮王必以「灌顶」的仪式登上转轮王位。大乘密教文献在提到「正法王」、「法王」(dharmarājika)或转轮王(cakravartin)登位的情形时常言:「法王」或以「水灌」,如「九龙灌顶」的仪式登上转轮王位,或以「七宝灌顶」的仪式登上转轮王位。[33]佛教转轮王有「正法王」或「法王」之名,乃因转轮王以佛教,特別是佛教「十善法」,教化天下之故。[34]

《大史》说,天爱帝须不但遵循阿育王的付嘱再用转轮王「灌顶」的仪式登上转轮王位,天爱帝须甚至用阿育王的转轮王名字「天爱」(Devā nampiya or  Priyadarśī )之名,[35]及助阿育王发展佛教意识形态治国的「军师」「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 tissa)之名,[36]作为自己的名字。这说

 


[30]  西晋安息三藏安法钦译,《阿育王传》第一卷,《大正》卷50,页101下。

[31]  同上,页102中。

[32]  元魏菩提流支译,《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卷三,《大正》卷9,页330上。

[33]  见拙作,《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第二章,《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石虎时代的天王传统》,页65-103

[34]  见元魏菩提流支译,《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卷三,页330上、中;也见上引之《阿育王传》。

[35]  阿育王之转轮王名字也称为「天爱」,See  Radhakumud Mookerji, Asok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54),  pp.11-12 says: “ He assumed the two titles, Devānampiya and Piyadasi, signifying respectively “the favoured of the gods,” and “of pleasing countenance,” or, more properly, “one who looks with kindness upon everything.”

[36]  萧齐外国三藏僧伽跋陀罗所译的南传律典《善见律毘婆沙》说:阿育王迎目犍连帝须为其发展佛教的上座,目犍连帝须所传的法是佛弟子优波离的法,目犍连帝须在涅槃之前将佛法传给摩哂陀。见《善见律毘婆沙》卷二,《大正》卷24,页684上、中;see also, John S. Strong, “Image of Aśoka”,King Aśoka and Buddhism, p. 111, “ In the Mahāvamsa, we are told that Aśoka decides to undertake the vihāra construction project when he learns from Moggaliputta Tissa that there are 84,000 sections of the Buddha’s Dhamma-hi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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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爱帝须所承传的不只是阿育王的佛教转轮王传统,甚至是目犍连子帝须所承传的佛法。

《大史》这段记载天爱帝须的文字很清楚的说明,《大史》所要确立的是,天爱帝须乃是锡兰历史上第一位以佛教治国的转轮王或奠立锡兰佛教王统的帝王,而其所承传的佛教转轮王治世法,则是阿育王所奠立及使用的佛教治世法。

与《大史》这段文字有关的记载,还有《大史》第十三章至十五章所记载的内容,即阿育王子摩哂陀将上座部佛法传到锡兰给天爱帝须的事:第十三章记载摩哂陀到楞伽岛的因缘,第十四章记天爱帝须遇见摩哂陀的情形, 第十五章则记天爱帝须为摩哂陀立大寺(Mahāvihāra)的情形。[37]

《大史》所载的阿育王子摩哂陀来锡兰传教的事,也载於《善见律毘婆沙》。《善见律毘婆沙》以摩哂陀为佛教律师(vinaya master)的形象,说摩哂陀所传来的佛法是直接传自其师目犍连子帝须,而目犍连子帝须的佛法,则传自佛陀的弟子优波离(Upāli)。这种说法,很显然的又进一步地将锡兰所传的佛法或律法上接佛陀的佛法。《善见律毘婆沙》载:

 

法 师问曰:三集众谁为律师?於阎浮利地,我当次第说名字:第一优波离,第二驮写拘,第三须那拘,第四悉伽婆,第五目犍连子帝须。目犍连子帝须临涅槃,付弟子 摩哂陀,摩哂陀是阿育王儿也,持律藏至师子国。摩哂陀临涅槃,付弟子阿栗,从尔已来,更相传授至于今日。应当知之,我今说往昔名师,从阎利地五人持戒至师 子国,第一名摩哂陀。[38]

 

上 面这段话很清楚的说明,锡兰文献所载的锡兰佛教,不仅传自阿育王时代的佛教,甚至传自佛陀的佛教。由于《大史》及《善见律毘婆沙》等锡兰记史文献都如此记 载阿育王子摩哂陀初传佛教的情形,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锡兰所承传的佛法,乃是佛陀的佛法或根本佛教,而促成此事实的,就是阿育王子摩哂陀。譬如,Walpola Rahula 便说:「佛教初传至锡兰乃归功於在西元前三世纪半来锡兰传教的摩哂陀,虽然这可以被认为是锡兰官方初传佛教的时间,然我们不能因此说,有关佛陀、他的教义及印度大王阿育王的活

 


[37]  韩廷杰译,《大史》,上册,页96-122

[38]  萧齐外国三藏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卷二,页68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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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没有在这之前传入锡兰。[39]很显然的,Wolpola Rahula 甚至认为,阿育王所发展的佛教,很可能在摩哂陀传入佛教之前已经传入锡兰。

由于《大史》在第十五章也提到「大寺」成立的经过与阿育王子摩哂陀有关,因此,锡兰学者都认为,「大寺派」所承传的佛法,不但是目犍连子帝须的佛法,甚至是目犍连子帝须自佛弟子优波离传下的「正统」佛法。基於这样的记载,锡兰学者当然要认为,锡兰大寺派所传的佛法是「正统派」佛法。

 

(二)、我们对锡兰佛教王统及佛教初传传说的质疑

锡兰佛教记史文献所载的佛教王统成立说及佛教初传的记载,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最早使用这种记载方式将自己地区的佛教与阿育王所奠立的佛教治国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的例子。笔者说这话并不是没有原因。我们在亚洲其他地区也见有相似的佛教初传及王统成立说的记载,只是这些记载中的阿育王子的名字都不相同。

中文文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自此,称《慈恩传》)所载的于阗建国说便是一例。《慈恩传》载:

 

其(于阗)王雄智勇武尊爱有德,自云毗沙门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无忧王之太子,在呾叉始罗国,后被遣出雪山北,养牧逐水草至此建都。[40]

 

与《慈恩传》这段内容相似的记载也见於《大唐西域记》,[41]及西藏文献,如《牛角山授记》、《于阗国授记》及《于阗教法史》。照张广达及荣新江的说法,西藏此三典籍所记的于阗建国史,「内容详略不同,但大体一致,应属同一个系统。」 [42]这些中文文献及西藏文文献所载的于阗建国史,虽然

 


[39]  Walpola Rahul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Sri Lanka: The Buddhist Cultural Centre,1993, the third print), p. 48.

[40]  唐沙门慧立本释彥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大正》卷50

251上。

[41]  见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大正》卷五十一,页943上,「瞿萨旦那国 (Costana,于阗)」。

[42]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中国:上海出版社,1993),页199-208;并见拙作,《于阗与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收入拙作,《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第十章,页457-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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