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各家媒体狂做「宗教人士在宜兰福山植物园放生眼镜蛇」事件。然而多数媒体的新闻重点都摆在「眼镜蛇很可怕」、「没人被咬伤」、「海涛否认是他指使」然后就没了。对于宗教放生对台湾与全球华人聚居地区生态环境的危害，还有佛教文化被商业操控至此却完全没有着墨。民众大抵从这些报导中可能会得到一种印象，也就是「放生没关係，但不要放眼镜蛇」。事实上生态保育团体多数认为「最好什麽都不要放，因为有需求就有伤害」。

　　放生被囚禁的生物在农业社会中，本来是一种发自恻隐之心的善行。然而现代的放生，则被海涛这类财大势大的门派，以佛教经典语录充装善意，扭曲成「赎罪」、「消灾」与「解厄」的荒唐行径。其长期与繁殖与猎捕业者之间的商业合作，数十年来在台湾与全球每一个被他弘到法的地方造孽无数。其信徒一再複製许多莫名其妙的神蹟，例如「放生之后，某个师兄师姐原本不良于行的腿就能走了」。难道这样的宣传话语不算宗教敛财？不算神棍疗法？难道我们的法律遇到宗教团体就没辄吗？

　　海涛表示，林务局应该去管「非法放生」，那麽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放生都是「合法」？在台湾现行的法规下，能够对付宗教放生的法非常少，除非是保育类野生动物，否则难以野生动物保育法来侦办。而动物保护法虽然明定不得对嵴椎动物骚扰虐待，然而主管单位农委会畜牧处对此一向不积极作为，连流浪猫狗都管不好怎麽可能管到宗教放生对动物的折磨？而社会秩序维护法中对于故意施放危险动物的条文，又经常因地方政府认为「危险动物缺乏明确定义」而自废武功。渔业署虽然在100年4月公告「水产动物增殖放流限制及应遵行事项」，明订到水库放生澹水生物需要经过主管单位同意，但是看看我们的苗栗县、高雄县、新竹县、台中县政府自己带头流放外来物种，这样的地方政府主管单位又有什麽资格管理宗教放生事宜？

　　海涛甚至指出「宗教放生是一种文化不可轻易限制」。然而在世界各国有佛教存在的国家中，只有台湾为主，并以台湾佛教界人士所播散出去的概念造就这种商业放生，害死大量养殖与野生物种的「文化」。如果海涛认为这算是一种文化，那真是对佛教的一种羞辱。关怀生命协会与玄奘大学的释昭慧法师曾指出，依佛教真理的法则而言：不论是消极的戒杀，或是积极的护生，慈悲的善良心行，自会招感相应的乐报。依心理的趋向而言：「行善不求回报」的，终究是少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三轮体空」的境界，毕竟是一般凡夫俗子所难企及的。于是，自古佛教许多高僧大德，就退一步以「功德」论来劝人戒杀放生。但为了功德而放生，动机上是带着强烈的功利心态。当前许多放生团体不是随缘抢救濒死生命，而是张罗善款，预约购买，这就促成了商人为一笔笔「放生生意」而捕猎鸟兽虫鱼的造孽行为，也形成了自然生态破坏的浩劫。

　　释昭慧法师认为这样的「放生」，不能称之为「放生」，而是彻彻底底的「放死」。就好比政府出动军警，把大批无辜民众关住监狱，然后总统宣佈大赦，以示德政。这岂非把生命尊严当作「儿戏」？再思及上述种种悲惨情境，「放生功德」变相成了「致死罪孽」，即使再功利心态的人，都应该要自问：要不要再继续「造业」下去了？ 释昭慧法师也认为宗教放生团体无权以「宗教自由」或「行为自由」来做搪塞，而要谦卑地回顾佛教「护生」的原始意义，并在整个生态体系中，检视其「放生」行为所牵连的结构，重新衡量目前「放生」型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若要疏导宗教放生团体并降低对台湾自然环境的伤害，恐怕得需要生态保育、宗教文化、社会教育、与法规方面的人才共同集思广议，以对话与讨论取代愚昧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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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养蛇场专门饲养放生毒蛇提供宗教人士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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