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 高僧学者名人批判双身法之西藏密宗（藏传佛教）证据大公开 |
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之《西藏之转变》揭：以信仰之名—虔诚被喇嘛彻底利用压榨和虐杀百姓 |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2005年，出生于波兰华沙，国 前文提到过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将这些节日勒索之事描述为“不亚于强盗和响马所做的坏事”。关于哲蚌寺的“铁棒”看守，河口慧海写道：他们的任期是一年，提名得靠大量的贿赂来保障。因此，他们“不失时机地榨取钱财，为了捞回谋得这一职位花费的钱财和由此产生的利息；他们的目标是在有限的任期内掠夺足够的财富，以保证他们余生也能过上奢华的生活”。他们不仅掠夺世俗之人的钱财，也抢掠“兄弟僧侣”的钱财。因此，所有人都憎恶他们。许多类似的事情现在还可以从一则西藏轶闻中看到，轶闻里地狱最恐怖的折磨留给了哲蚌寺的那些“铁棒”看守。河口慧海评价道： “这就是那些恶棍喇嘛应得的下场。” 财政上，寺院不需要向地方政府交付任何财产税费。相反，政府和世俗贵族所交税费的份额却是双份的——不仅要为行政管理交税，还要为宗教维持交税。 对于农奴劳动的剥削，所有的寺院庄园比世俗庄园更加过分。 高利贷在西藏是仅次于强迫劳役的第二种剥削形式，寺院的利息比噶厦政府和世俗放贷者的利息都高。 为了使经济能够正常运行，寺院都设立了特殊的部门“基索”。根据习俗， “基索”一般是由出身贵族或商人家庭的喇嘛来管理，这些喇嘛都有雄厚的个人资产，从表面看，这能保证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来赔偿挪用的公款或因管理不善而带来的损失。基索除了从寺院的庄园里征收租金和劳役外，还从事贸易活动，既有国内贸易也有国际贸易，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尤为频繁。它的代理人被允许穿着俗家衣裳（通常只戴着佛珠来显示他们的佛家身份）带领商队去谈生意。 僧侣商人通过人身威胁和宗教仪式诅咒等方式与原本就属于他们寺院的那些农奴做成了很多生意。对于职位高的僧侣来说，寺院贸易是为了个人之便，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得到想要的任何奢侈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劳力士和欧米茄手表、莱卡和康泰克斯相机、镀金的帕克钢笔是僧俗高官最为喜爱的身份象征。俗家高官还喜欢白马威士忌和有镀金嘴的黑色巴尔干保加利亚烟。运输没有成本——都是通过强迫劳役来做的。 这一过程在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西藏展览中得以体现。该展览内容丰富，引起了广泛视觉兴趣。但很遗憾，展览仍以“西藏贸易生态学”为题，描述如下： “（游牧民）与寺院建立联系，寺院现在既是人民敬奉之地，也是手工艺者和粮食生产者的中心……” （过去寺庙里存储的粮食和手工艺品是由农奴生产和制作的事实并未提及） “这样，寺院就成了牧民、农民和商人相互联系的中心。” （如果用“剥削”来代替温和的“联系”，用过去时来代替现在时——因为所描述的现象是过去的事而不是现在的——那么公众也许能看明白，而不再困惑不解。） 交易的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货物，为任何目的的祈祷也在交易之列。地里的农夫有两种选择，要么为他们的庄稼买保佑，要么就让它们受诅咒（由喇嘛将经幡倒插在地里）。（版按：喇嘛坏透了！藏民只是种一点庄稼，这是靠天吃饭的辛苦事，换句话说，一方面辛苦，一方面老天都会怜悯他们，靠着雨水看能有多少收成，可是喇嘛也要倒插经幡去诅咒人家。黑社会还未必如此之坏！喇嘛教从来就不是佛门！） 圣物和护身符也都是赚钱的物品。 “治病方法”以一种特殊的颂歌或铭文的形式来出售，而药丸则是由活佛的粪便制成（由达赖喇嘛的粪便制成的一个药丸的费用相当于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 神的权威是绝对的。违背神的权威不仅是不服从神的意志，更是对天意的蔑视。对于这样冒犯神灵的行为，惩罚如下： 削鼻； 割耳； 剥头皮（对妇女）； 砍手； 烧眼睛； 往指甲缝里戳竹签； 挖膝盖； 切断跟腱； 腿上绑石头吊起来，并用棍子打； 四马分尸； 胸部绑上石头从悬崖扔下去； 缝在湿牛皮里，牛皮变干时会收缩，被慢慢捂死； 活掏心脏； 活剥人皮； “骑铜马”（一种特制的炉子，当烧热时将受惩罚者牢牢绑缚在其上）； “点天灯” 恐怖和一般的封建恐怖互为补充。 压力不仅只是从外部强加，还通过给受害者灌输某种思想观念，把压力强加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这也使得“自愿”捐献带来了很多物质上的禾益。藏族人的生活越悲惨，他们就越想抚慰命运，以便他们的痛苦能很快结束。如这次不能转世不能结束痛苦，就期待下次转世能够结束痛苦。因压迫而逃跑的人们并不会将他们少得可怜的资源用给自己，而是往往倾其所有去圣地朝圣——他们每走一步都会匍匐在地，有时会体力透尽，很多人死在朝圣的路上（他们认为这样死去能确保一个好的来世）。古时候，许多卖光家产的信徒掠夺自己孩子的财产，这样他们就能去拉萨，向寺院敬献礼物，在他们死去之前看到统治当权的转世化身。他们和布达拉宫宫殿阴影之下的那些乞丐一同饿死，甚至就像圣像四周无数盏油灯里他们捐献的酥油一样慢慢燃尽。（仅大昭寺一天就要烧一吨多的酥油。每年要用75吨粮食来制作供奉用的堆成金字塔形的青稞饼，每位主神像前要摆1000个青稞饼，每隔十天换一次）。偶尔，作为一种规定的忏悔方式或作为最后的虔诚行为，运气不好的朝拜者要将其拥有的所有粮食都贡献出来，供全寺院喇嘛在一场仪式餐中享用。 就此而论，我们应该看透达赖喇嘛本人做过的一个论断，当他刚到印度时，他尽力避免谈及西藏普通民众的贫穷问题，“他们外表寒酸并不一定证明他们的生活困窘或者他们是农奴，”他解释道。“有一个例子，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实际上给大约两万名僧人捐赠过东西。” （版按：藏民直到临死，都愿意把自己毕生之所有、甚至儿女的财产奉献给喇嘛，他们的信仰不可谓不虔诚。可是喇嘛如何对待他们呢？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对于穷苦的藏民，既没有感恩，更没有丝毫的同情。如果是佛门，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出家人对于供养自己的信众充满感恩。可是在喇嘛教，信徒的虔诚就这样被彻底利用，只是喇嘛活佛们豪奢生活的保障。没有福田，只有共业！）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高全孝，郭彧斌，郑敏芳译,西藏的变迁,新星出版社,2015.12,第401-404页  图示：已故作家爱泼斯坦之著作《西藏之变迁》， 英文名称：Tibet Transformed（New World Press ，Beijing, 1983)
|
| 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