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包含俄罗斯的地域在内，在清朝就已经有喇嘛教的传播，有文言文文献的记载。所以，他们的学者研究喇嘛教具备这样的资源，西藏喇嘛具备更丰富的喇嘛教资源，然而他们以教徒身份，擅长互相吹捧，所有言说不具备客观性。

所谓“掘藏”（gter-ma）或被埋藏的秘籍（gter-chos），通常被认为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着作，在藏文文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藏族作者自己也常常对这些书表示怀疑。正如在西藏所见，西藏远古就可能有过，甚至可以说确实有过把书放在各种宗教设施中的习俗。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可能不止一次地发现过这些被埋藏的书。可是也有这样的情形（而且不止一次），一些过时和被人遗忘的文献，在档案馆或各种各样的图书馆中被发现。但是除了这种真的发现以外，可能是受了它们的影响，西藏也有过杜撰的所谓发现。那时，後世作者编写的着作被当做古时名人的着作而加以传播。正如瓦德尔（wad-de1）所指出的，“掘藏”或“被埋藏的秘籍”就属於这种性质。或者说，至少其中多数是属於这种性质。这些书通常是做为松赞干布王（7世纪）或莲花生的着作而流传下来，并且被认为是从被埋藏的法库（gter）中发现的，而它们就是在某个时候，被人有意地埋藏在那里的。这些“掘藏”看起来往往使人非常难以理解和古怪。比如，其中有些文献把印章盖在章节之末：所有著作的末尾都列出许多印鉴。

然而这本著作（《赞普遗训》）的流行以及人们对它的信任，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大价值，它的价值是不大的，至於它的编纂与发现，却是与众所周知的著名人物有联系的。把这本著作的发现归之於阿提峡（西藏主要教派-- 格鲁巴的先驱），自然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权威性。正是由於这些情况，再加上这部着作所具有的某些真正价值，才使它免遭那些想对真伪可疑的掘藏文献做批判性论述的编史者的攻击。

 

毫无疑问，这部着作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松赞干布著的。事实上它是相当晚的时期才有的。这本著作提到松赞干布王的後裔（赤松德赞和朗达玛），也给出了后来毁灭佛教和佛法再次复兴的资料。不仅如此，由於这一著作的奇迹似的发现具有传说的性质，人们甚至怀疑它成书於阿提峡及其学生的时代的可能性；而且使下述设想更加具有可能性，即它像其它许多类似的真伪可疑的作品那样，成书於13至14世纪。

根据西藏历史学家他们自己的记载，有一点是清楚的:《赞普遗训》常常遭到改动或增删，而且它的各种增订本或节本，这些历史学家也是清楚的。

另一方面，在《莲花生传》中载有一个邬坚灵巴之前的秘籍发现者的长年表，它包括人们已经熟悉的名字古茹曲旺（1212—1273）和仁钦灵巴（根据《译师和班支达的传说》记载，他在公元1332年计算过涅盘的年代）。这个长年表的存在完全排除了《莲花生传》的出版早於14世纪的可能性。确实有一个事实能动摇上边所述把《莲花生传》原本（原本我们已经得到）与秘籍发现者邬坚灵巴和他的时代联系起来的可能性。正如人们所预料的，这一原本做为预言给出的年表，并不是到邬坚灵巴时结束。这个表又接着续下去，而且人们发现在藏文文献中真的存在着被认为是後世的秘籍发现者在该表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发现的这类着作。因此很有可能我们所知道的书名为《莲花生传》的著作是《译师和班支达传》中提到的具有同一书名的那本著作的仿造品。然而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这里得到的这本著作，只不过是後世补加的。

《莲花生传》中所载後世的秘籍发现者的名字，最初是想像出来的。但这些名字却被後世的作者所利用，目的在於能像《莲花生传》中预言的那些人所发现的着作一样，使他们的著作也得以传播。如果人们考虑到《莲花生传》所载後世的秘籍发现者的名字纯属虚构的性质，那麽，这个臆断看来不是不可能的。

秋旺上师是五位高贵的伏藏师之一，或称为宝藏掘取者。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受到了度母丶文殊师利及金刚萨堙的加持。当他30岁的时候，一卷黄色的羊皮纸落入他的手中，里面含有19种伏藏，正如莲花生大师(或译作上师仁波切）所授记，会被秋旺所发掘。

（最胜子编著,喜马拉雅大成就者的故事,民族出版社,2005.02,第294页）

除了《莲花生传》以外，秘籍的发现者邬坚灵巴据说还发现过许多“掘藏”类的书，特别是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所谓《五部传说》（bka-than-sde-lna）。五部传说是：1）《神鬼的传说》;2）《赞普的传说》;3）《後妃的传说》;4）《译师和班支达的传说》;5）《大臣的传说》。其中《赞普的传说》丶《大臣的传说》和《译师和班支达的传说》有些历史价值，可是即使在这些着作中，主要的还是传说和说教性的材料。其它两部着作，即《神鬼的传说》和《後妃的传说》是说教性的故事，没什麽历史价值。

这些著作的发现，其中也包括我们在这里考察的《莲花生传》的发现，人们都归功於秘籍的发现者邬坚灵巴。

在所有所谓“掘藏”的书籍中，莲花生的真伪可疑的“传记”（than-yig尊称为 bka' -- than）流传最广。

这本著作（莲花生）根本不能作为历史资料。它是属於叙事和说教性的着作，其中用了许多故事和传说用以宣传显然不为主要教团所接受的宗教观点。

据书籍末页题记载，这部著作（莲花生）是被藏在一个密封的法库中，但是在壬辰年被寻找法库者丶在其它书中称做邬坚灵巴（U-rgyan-glin-pa）的，在雅河谷晶石山堡的一个叫做莲花晶石宫的石窟中发现的。《莲花生传》有一百零八章，尚存有许多木刻版和写本。

照目前这个情况，假若本书（班支达）的发现者邬坚灵巴14世纪末在世是正确无误的话，那麽《莲花生传》发现的年代接近於它的实际编写年代......

因为用韵文表达的《莲花生传》中，我们没发现过散文本存在的任何迹像。然而在後一文本（散文本）中却有韵文本的直接引证。在《塘伊赛菖》中，正像《莲花生传》中一样，专门有一章，做为预言列出秘籍发现者的名单，其中也包括他们发现主要秘籍的所在地。《莲花生传》中所列名单没提到秘籍发现者桑结灵巴。另一方面《塘伊赛喜》里面的名单却提到了桑结灵巴，这本著作就被认为是他发现的。这个名单中也提到发现《莲花生传》的所在晶石岩（sel-brag）。人们有趣地注意到：这个名单（它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把桑结灵巴的名字写在邬坚灵巴之前，甚至写在仁钦灵巴（後者的前辈）之前。但是这应该看成是一个花招，是後来这个散文本的作者试利用这个花招提高这本著作的权威，使人们认为这个改写本比它的用韵文写的原本还早。

五世达赖在其所著名叫《西藏王臣史》的著作（简称 rGyal-ba-Ina-pa'i-deb-ther）中，专门留了几张记载霍尔薰努桑布家族的世系。在此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霍尔米旺索南道结与秘籍发现者喜绕俄色一起出了包括《莲花生传》在内的几个木刻版。因此《莲花生传》的第一版不是像劳佛尔设想的那样，出版於14世纪初，而是出版於16世纪末。

第二版是著名学者和政治领袖 -- 摄政王桑结嘉措（1653-1705）於1675年出版的，这个版本的末页题记是五世达赖自己写的。这个版本由於五世达赖的极高权威而被视为神圣不可侵，於是这个版本遂成了後世其它许多版本的基础。

这本著作（莲花生）根本不能作为历史资料。它是属於叙事和说教性的着作，其中用了许多故事和传说用以宣传显然不为主要教团所接受的宗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