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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乾隆訂定《金瓶掣簽》的由來，圖二的《喇嘛說》碑，立於乾隆五十七年

(1792)，佇立在雍和宮大殿前院的「御碑亭」，十分珍貴，引人注目。御碑亭

內有一石碑，碑文名稱《喇嘛說》，是乾隆皇帝親自撰寫的，用滿、漢、蒙、

藏四種文字雕刻於碑的四面，南面是滿文，北面是漢文，東面是蒙文，西面

是藏文。 漢字碑文是乾隆親自御筆工整楷書，是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石刻珍品。 　　

碑刻全文如下：　

　《喇嘛說》　　

佛法始自天竺，東流而至西番。即唐古特部，其地日三藏。其番僧又相傳稱為喇嘛。

喇嘛之字漢書不載，元明史中，或訛書為刺馬。陶宗儀《輟耕錄》載：元時稱帝師為刺(讀作拉，下同)馬； 毛奇齡《明武宗外紀》又作刺麻，皆系隨意對音，故其字不同。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日喇，謂無日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為上人之意耳。

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舊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為國師，後復封為大寶法王，並尊之曰帝師，同時又有丹巴 者，亦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

明洪武初封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永樂中，封法王、西天佛予者各二，此外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間，益不可勝紀。

我朝唯康熙年間，祗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我朝雖興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唯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土克圖為灌頂國師，示寂後，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襲號為國師。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敕耳。黃教之興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日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

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世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日根敦珠巴，二世日根敦嘉穆錯，三世日索諾木嘉穆錯，即明時所稱活佛鎖南堅錯也，四世日雲丹嘉穆錯，五世日阿．旺羅卜藏嘉穆錯。我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遣貢方物，八年，賜書達賴喇嘛及班禪呼土克圖。

蓋仍沿元明舊號，及定鼎後，始頒給敕印，命統領中外黃教焉。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問，如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正衙朝會，百官班列， 而帝師亦專席於坐隅，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怙勢恣睢，氣焰薰灼．為害四方，不可勝言。甚至強市民物，捽捶留守，與王妃爭道，拉毆墮車，皆釋不問；並有民毆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斷舌之律。（乾隆在此描述：元朝因為過寵喇嘛，而叢生縱容越矩之弊害）

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其呼圖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慧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即漢語轉世化生人之義。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圖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

熟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  予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 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從前達賴喇嘛示寂後，轉生為呼必勒罕，一世在後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後藏大那特多爾濟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對嚨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裡塘地方。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在後藏托卜扎勒拉裡岡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族乎?  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

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土克圖，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

（中略）

又從前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圓寂後，因圖捨圖汗之福晉有妊，眾即指以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之呼必勒罕，及彌月，競生一女，更屬可笑。

蒙古資為談柄，以致物議沸騰，不能誠心皈信。

甚至紅帽喇嘛沙瑪爾巴，垂涎札什倫布財產，自謂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及仲巴呼土克圖同系弟兄，皆屬有分，唆使廓爾喀滋擾邊界，搶掠後藏。今雖大振兵威，廓爾喀畏懼降順，匍匐請命，若不為之剔除積弊，將來私相授受，必致黃教不能振興，蒙古番眾，猜疑輕視，或致生事。

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隨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誦經，將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書籤，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對佛唸經，令達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簽掣一人，定為呼必勒罕。

雖不能盡除其弊，而較之從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間矣。

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將所報呼必勒罕之名，貯手雍和宮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內，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之札薩克達喇嘛等，公同簽掣，或得真傳，以息紛競。

去歲廓爾喀之聽沙瑪爾巴之語，劫掠藏地，已其明驗，雖興兵進剿，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

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豈有私? 故不可不禁。

茲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眾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簽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 

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爾喀侵掠後藏時，仲巴呼土克圖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濟仲札蒼等遂托占詞為不可守，以致眾喇嘛紛紛逃散，於是賊匪始敢肆行搶掠。

因即令將為首之濟仲挐至前藏，對眾剝黃正法。其餘札蒼及仲巴呼圖克圖等，具孥解至京，治罪安插，較元朝之於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國政，況敢執之以法乎?

若我朝雖護衛黃教，正合於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移其宜」。而惑眾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與內地齊民無異。

試問，自帕克巴創教以來，歷元明至今五百年，幾見有將大喇嘛剝黃正法及治罪者?  天下後世，豈能以予過興黃教為譏議乎?  元明曾有是乎? 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

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耄近歸政之年復成此事，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乾隆五十有七年 歲次壬子 孟冬月之上浣

御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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